资治通鉴：权力的稳定不在于控制，而在于平衡，小人、骨干、心腹，在上位者眼中都是权力平衡的工具人！

《资治通鉴》第九十一卷 晋纪十三

东晋·晋元帝太兴三年（公元320年）

【原文】

王敦杀武陵内史向硕。帝之始镇江东也，敦与从弟导同心翼戴，帝亦推心任之，敦总征讨，导专机政，群从子弟布列显要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王与马，共天下。”后敦自恃有功，且宗族强盛，稍益骄恣，帝畏而恶之。乃引刘隗、刁协等以为腹心，稍抑损王氏之权，导亦渐见疏外。中书郎孔愉陈导忠贤，有佐命之勋，宜加委任；帝出愉为司徒左长史。导能任真推分，澹如也，有识皆称其善处兴废。而敦益怀不平，遂构嫌隙。

【译文】

译文太长，略

【解析】

公元307年，八王之乱最后阶段，司马睿见洛阳情况不妙，赶紧跑到江东上任。

彼时江东士人被排斥在西晋朝廷权力中心之外，江东士族对洛阳朝廷也没什么好感。

初到江东的司马睿，那日子过的叫一个苦。

要不是有王导、王敦两兄弟帮司马睿攒局搞定江东士族，司马睿是不可能有后面当皇帝这事。

公元317年，西晋朝廷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被杀，晋室无主，司马睿终于等到称帝这一天。

司马睿也知道，自己能做这个皇帝，王导、王敦两兄弟居功至伟。

称帝之后，司马睿干了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。

及帝登尊号，百官陪列，命导升御床共坐。

司马睿拉着王导一起坐龙椅。

至此江东就流传着“王与马（司马氏），共天下”的说法。

而王还在司马之前，可见以王导、王敦为主琅琊王氏这影响力是得有多大。

事实也的确如此。

王敦，执掌彼时东晋朝廷大部分兵权，而王敦则管理者东晋朝廷主要内政。

不光如此，在人望上，因为八王之乱加上汉赵、石勒动乱中原北方，不少北方士族南迁到江东。

这些人，俗称侨姓士族，到了江东之后因为也隐隐有以琅琊王氏为主导。

以前的司马睿还需要王导、王敦来支持自己，但他称帝之后，生态位改变，他对王导王敦的态度就立马发生了变化。

王敦事看出司马睿这小子属于白眼狼，于是远走荆州掌握兵权，不在建邺和你司马睿勾心斗角。

东晋朝廷形成，政治中心在建邺，军事中心在荆州的格局。

而王导，却也不想和司马睿撕破脸，既然你司马睿打压我琅琊王氏，就受着吧，我也不做声，反正态度上让你挑不出错。

至于，那些侨姓士族、江东士族，对于司马睿打压王导、王敦态度也是复杂的。

一方面，北方压力不小，这个时候搞内斗，朝政动荡。

西晋怎么亡的，说是八王之乱、贾南风乱政，本质就是就是内斗搞乱的。

另一方面，王导、王敦用了不少他们的人，但官位就这么多，侨姓士族、江东士族也想进步，位置不空出来，人家怎么上去？

再一方面，好歹王导、王敦是帮司马睿称帝的功臣，现在天下尚未安定就要玩兔死狗烹，是不是太急切了？

如此刻薄寡恩，你让侨姓士族、江东士族怎么看。

司马睿可没考虑这么多。

位置都坐不稳，命都保不住，什么江山社稷、他人感观，统统都是扯淡。

于是就有了上面材料提到的：

乃引刘隗、刁协等以为腹心，稍抑损王氏之权，导亦渐见疏外。

王导，心里有气，但人家想得开，或者说看的明白。

你司马睿要整我是吧，行，我退一步，让你搞，我不反抗。

但细细想，王导这招其实是非常高明的以退为进。

态度上不卑不亢，也不生气，反正就是受着。

但司马睿想要稳定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，也还得依靠他王导。

王导这里退一步，态度已经表明，司马睿再想继续，其实就有的得寸进尺要把往死里搞的味道了。

届时舆论起来，司马睿就非常被动了。

退一步，相比起掌握兵权的王敦，王导其实好对付的多。

但王敦不行，不满、不爽，态度非常干脆的表明了出来。

到此也算是为了王敦后面作乱威逼司马睿埋下伏笔。

其实司马睿大可不必如此对王导、王敦如此压制。

司马睿想的是压制二王，把权力回归到自己手中，实现君主集权。

这点和他心腹刘隗、刁协的思路是一样的。

但关键是，你想收权，非得要用和二王撕破脸、搞得一地鸡毛的风险来做？

二王就没有敌人了？

以二王为首的士族内部就铁板一块了？

难道没有不想甘于二王之下的士族吗？

所以说，司马睿的错在于他自己冲在了前面去和二王对线，这是最不明智的。

王导就不说了，看王敦不爽的，或者说王敦忌惮也有不少。

比如陶侃，当年王敦差点都要杀了他，后来更是用自己的堂兄弟到陶侃的“根据地”清除陶侃部下。

陶侃就是司马睿能够拉拢，能够拉起来去对抗平衡王敦在军事影响力的。

关键陶侃的亲家公周访也是军中宿将。

还有一个在北伐的祖逖，同样也是王敦非常忌惮的人物。

而文官层面，侨姓士族里面原本高门大姓的人多了去，更何况江东四家顾陆朱张，哪家在当地影响力不大。

这些人完全可以让司马睿捧起来去和王导打擂台。

而司马睿要做的就是，居中调和，提弱压强。

俗称，让英雄去查英雄，让好汉去查好汉。

【闲扯】

我最近在解读《道德经》中有个感悟。

当事物发展到一个极端的时候，必然会走向反面。

就像上面提到的，王导、王敦权倾东晋朝堂，这就是极端，除非更进一步谋朝篡位，否则在后面必然要走下坡。

同样，司马睿其实追求的就是自己掌权。

但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情况。

就算司马睿掌权了，在他掌权之下，也会诞生出权力怪兽，在司马睿死后造成新的权力危机。

这就是《道德经》中提到“反者道之动”。

意思就是，事物在像一个方向运动的时候，其内部一定会有一个让其向反方向运动的力。

而伴随着运动偏离越远，这个反向的力会越大，直到事物达到极端状态，这个时候，反向的力也达到了最大。

所以，对于司马睿最好的状态是什么？

其实就是营造一种权利平衡。

就比如说，清康熙对索额图和明珠的平衡，就是如此，不让谁太弱小，也不让谁太强。

又好比说《大明1566》中，嘉靖要对严嵩动手之前，为什么要找胡宗宪？

嘉靖要考虑的更进一步，如果把严嵩搞到了，用谁来平衡清流，这人得提前找好，他找的是胡宗宪。

可胡宗宪不愿意做严嵩第二，嘉靖只好舍弃胡宗宪先保严嵩。

放在现在有没有这种权力平衡？

也有，但变成另一种模式，即功能性平衡。

比如说，能干事的、心腹、小人、牛马，没有那个领导希望自己手下都只有一中人，一定是希望这四种角色都要有。

都有，就意味着自己内部的平衡。

都有，就意味着这种定位差异会造成内部的矛盾，领导可以更好的压榨价值。

所以，你看领导身边有些人，你明知道是王八蛋，但领导对他就很器重。

不是领导眼瞎，而是领导也需要这种人的存在。